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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徐道彬教授中研院演講紀要

发布日期:2016-4-25 浏览次数:1898

 

[转]徐道彬教授中研院演講紀要

 

(刊於《明清研究通訊》第53期)

 

                 主 題:徽州社會與明清學術──以乾嘉時期「皖派」為中心的考察

                主講人:徐道彬(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主持人:陳鴻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地 點:史語所研究大樓七樓 701

                 時 間:2015 12 15 日(二)下午 300 500

                 撰寫人:趙鐸(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徐道彬教授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徽學》編輯部主任。其代表作《戴震考據學研究》和《皖派學術與傳承》兩書皆由小學入經學而至思想文化研究,並將傳統學術探討與徽學研究結合起來,以詞通道,守正出新,非惟研究戴震及皖派學術之功臣,亦為探討明清學術思想之津逮也。此次演講是其沉潛多年的研究心得,由四個關鍵詞鋪陳展開(徽州地理風俗、明清徽州學風、徽商與徽學、“皖派”的名與實),充分展現出明清徽州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交流的歷史實況。以下即演講的主要內容:

 

南宋的朱熹、清代的戴震、近代的胡適,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三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也是他們各自時代思想的最高峰。同時,他們都是徽州人, 三者之間又有淵源很深的批判和繼承的關係(如戴震“以理殺人”對朱熹“存理滅欲”的反抗;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對戴震“但宜推求,以詞通道”的傳承)。在徽州(古稱歙州或新安,今改黃山市)這片土地上,之所以能夠孕育出如此深厚的思想文化碩果,乃是因為此處富有厚重的儒學積澱,擁有開放的“徽商”經濟活動,更具有“商成幫,學成派”的獨特地域風格。而當下的徽州,也因為持有世界人文和自然雙重遺產的身份,業已成為一種顯著的文化現象和研究對象。

一、徽州地理與社會風俗。山峭水險的生存環境與儒風昌盛的樸素民風,兩者極不諧調的內容卻自然和諧地統一在徽州這一研究視野中,讓人們不得不追究其內在的生成原因和思想根源。古代的徽州僻處山林,具有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險阻四塞,易出而難進,歷來少有戰爭的侵擾。漢晉以後,因歷代避亂而彙集和衍生的人口急劇增加。至明清時代,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已經演繹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生存,四處經商與科舉仕途,成為擺脫人口壓力、追求富貴生活的兩個重要手段。於是,大量的徽州人由宣歙而流寓至江浙湖廣燕趙之地,甚至達於閩越與海外。“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辛酸歷程,鑄就了徽州人刻苦耐勞的堅毅性格和奮發進取的拼搏精神。無論是在繁華都會、山陬海隅或是孤村僻壤,處處都留下了“徽駱駝”的足跡。因此,原本局促的徽州也逐漸形成了本土小徽州與活動空間上的大徽州的新格局和新理念。同時,本土上千年以來所保有的儒家文化逐漸向外傳播,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近世的西學東漸)的浸入和感染,使得徽州成為一塊既開放又封閉的複雜地域。經濟與文化的融合,鑄就了徽州之地和徽州之人特殊的氣質與精神,一言以蔽之,“徽學”實際上就是特定時期和一定區域內儒學的特別呈現,它的形成乃是漢晉以後中原儒家冠婚喪祭的禮儀和修齊治平的思想在徽州山區貯存已久,宋明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流動的人群而向四面八方的傳播與展示,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鄉村社會經濟文化的真實再現和典型縮影。

二、明清時期的徽州學風。南宋以後的歷代朝廷都尊崇程朱理學,朱熹的著作也就成為封建後期官方意識形態的標誌。徽州是朱熹的故鄉,所以“新安之士盡以郡先師子朱子為歸”,朱子理學在鄉邦後學中的影響也極為深遠。但任何學術的發展,最終都會產生流弊;流弊既深,反抗也更為激烈。明末清初,休甯的黃生和姚際恒“厭棄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實”,以鄉邦後學之名,起而抨擊朱子理學。稍後,江永和戴震為代表的一脈,繞過朱熹的“尊德性”之“學”,徑直踏入朱子“道問學”之“術”, 格物知致,另闢蹊徑。於是,徽州學者除了傳衍儒家經典(小學、經學)之外,對待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字書算學、天文地理、婚喪禮儀、雕版印刷、制墨繪硯、機械水利之類的技藝,無不秉承傳統且發揚光大之。譬如汪昂、鄭梅澗為代表的“新安醫學”,梅氏家族、方中通、汪萊、羅士琳為代表的“安徽數學學派”(嚴敦傑語),江永、戴震為首的“皖派樸學”等等,都清晰地顯示著傳統儒家“學”與“術”的激蕩與發展。對於明清時期皖南學風的盛況,清人馮煦如是曰:“國朝右文,皖才尤盛。性理若宣城施閏章、婺源汪紱。考據若婺源江永、休甯戴震、淩廷堪,績溪胡培翬、黟俞正燮、當塗徐文靖。詞章若桐城方苞、姚鼐,涇朱珔、包世臣。算術若宣城梅文鼎暨其孫瑴成、歙汪萊。或綜貫遺經,或闡明絕學,凡所述作,固已彪炳寅臺。” 梁啟超亦曰:皖南,故朱子產地也,自昔多學者。自宋至清,各自次第發展,如程大昌《考古編》、羅願《爾雅翼》;陳櫟《小學字訓注》、方回《曆象考》、程汝思《算法統宗》、金瑤《周禮述注》;姚際恒《古今偽書考》、黃生《字詁》《義府》,而“集其成者為江慎修,蛻變而光大之者為戴東原”。上述諸人大多終身布衣,“抱潛德而弗彰,守遺編以終老”,但所學皆直核通貫,出乎流俗,體現出質樸實用的明道救世精神。而“皖派樸學”在“西學東漸”的衝擊下,更表現出通經致用、內外兼修的開放特色。可以說江戴之學的重點就在於實用性質的“小學,測算,典章制度”(淩廷堪語),他們首先是小學家、曆算家和禮制學家,其次才是學者和思想家。徽州學者走出本土後,首先都是以小學和典章制度之學的成就獲得學界認同,顯揚於世的。譬如,深諳朝廷意旨而能慧眼識珠的紀曉嵐曰:“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已降諸儒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古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尚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他若因嘉量論黃鐘少官,因玉人土圭、匠人為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辨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堂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複見於今。”戴氏因此而“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其後更受皇帝恩遇,出入著作之庭,領袖群儒。其師江永也因安徽學政朱筠的極力推崇,入祀紫陽書院,其著述幾乎全部括入《四庫全書》,得以立言不朽。朝廷崇尚經術,學界重視考據,江戴之學正好順應了朝廷旨趣和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故能成就大家,引領風氣,也可謂由江湖而登廟堂矣。

三、徽商與徽學的關係問題。徽州地僻風淳,“十家之村,不廢誦讀”之諺,意味著徽州人沒有文盲。他們先走科舉仕途,否者退而從商。即使從商,仍“亦賈亦儒”,“賈而好儒”。在世俗社會裡,商人可以一夜暴富,但學者不能,於是徽商憑藉豐厚的經濟基礎來支持和籠絡文士學者,以實現“賈而好儒”的風雅志趣;學人則以自己的學識,換得立身之本和經世致用的發展空間,無形中便造就了“商成幫,學成派”的生存境況。徽商一旦富有,也將科舉和學問放在第一位,延師聘士,教訓子孫;家族隆起者更是獨建學堂,甚或構建書院。其中傑出者如本土的歙縣棠越鮑氏和西溪汪氏;旅居於外的如“揚州二馬”和“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等。而西溪汪氏“不疏園”便是直接造就“皖派漢學”的發祥之地,也是徽商促成和構建“江戴之學”的特別之例。與西溪汪氏有同宗之誼的汪中曾記其事曰:乾隆初紀,老師略盡,江慎修起於婺源,戴東原繼之。是時歙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四五年,業成而散去。其後江君沒,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朝,又使配食于朱子。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為儒宗。而玉成其事者,乃汪泰安、汪梧鳳父子。汪氏樂善好施,濟困助貧,熱心學術,以“不疏園”為基地匯聚人才,提供食宿,購買藏書,舉辦沙龍,一時士子如鄭用牧、汪肇龍、戴震、程瑤田、方矩、金榜、吳紹澤等學子雲集,相互切磋,一派興盛景象。可以說,在徽州樸學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不疏園”為之孕育了清代考據學的卓越代表——江戴之學。這不僅是徽州的一地之學,重要的是它傳承了儒家的傳統之“學”與正統之“術”,鉤沉發揚儒家純粹的經學傳統與治學風格,直接影響了乾嘉時期的一批學者,甚至對《四庫全書》的輯佚、校勘和整理,以及《四庫總目提要》的撰述,都起到了推動、引領和總結的作用,最終形成學界公認的“戴段二王”(或稱為“皖派”)的強大學術群體,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近代章黃學派及現代學術的諸多治學理念。“皖派”學者對清代學術的開拓與創新,使得“二百年來確有治學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據學之基礎,衣被學者,至今日猶有受之而未盡者”,故梁啟超稱“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這其中也當然地包涵了徽商的重要貢獻。

四、關於“皖派”的名與實。“皖派”之“名”始于民國章太炎,但其“實”絕非虛構,如上所述可知。對於清代徽州學者傾心於這種樸實之學的特殊現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徽州樸學”之名,早在乾嘉之時就已有學者予以總結和概括過了。汪中曰:“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甯戴氏,為學者所宗”,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焦循繼之曰:“徽州之學,自江文學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江藩亦稱:“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諸如此類,都是對“徽州之學”的認同與肯定。後來頗為流行的“皖派”之名,雖發起於章氏,並為梁啟超和胡適等沿用,更為今人所熟知,但其實質仍在於極富特色的“徽州之學”的確實存在,此處之“徽”、“皖”,雖用字不同,實則字異而義同,它是專指乾嘉時期皖南地區所特有的學術風尚及其流衍,而與皖江“桐城派”風格有別,也不包括皖北地區的學術文化。以“徽”代“皖”,雖有誤解,但時思此“誤”,亦為一適(化用顧廣圻語)。若就“皖派”內涵和外延的確定、名稱是否成立的爭議而言,我們認為:既然今天的文化學人普遍認同“皖派”一詞,又能歸於約定俗成,那麼“從眾”之途,也不失為可取之法,故《“皖派”學術與傳承》一書,在糾結許久之後,也只能“從眾”而已矣。

此次演講,由中研院史語所資深研究員陳鴻森先生主持。陳先生博涉多方,尤為詳悉乾嘉故實,對學術前沿瞭若指掌,熟知徐教授多年以來的用功方向和研究成績,並予以介紹,又對近年來學界關注的“徽學”話題及其發展趨勢,做了深度的梳理和剖析,激發了思考,活躍了氣氛。在結尾的提問互動環節,有史語所陳熙遠教授、近史所所長呂妙芬教授,文哲所訪問學人馮兵教授和於浩博士等,就乾嘉學術與西學的關係、徽州文獻檔案的保存與當代徽學的研究狀況、地域文化與傳統學術的視角與對待關係等學界所注目的焦點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並希望因此而保持長期的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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